年12月31日至年7月19日，日元兑美元汇率由1美元兑.日元贬值至1美元兑.日元。年7月14日，日元兑美元汇率盘中一度突破关口，创下年9月来最低纪录，日元也成为年外汇市场上表现最差货币之一。这也体现了日本国内目前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截至年8月，日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年=）较年末（年12月）大跌10.6%，较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年12月）累计下跌15.8%。
日本银行（即日本中央银行）在年9月入市干预日元汇率。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在此轮干预措施后表示，日本银行的干预措施是应对日元汇率过度波动的必要手段，旨在遏制日元的快速单边下滑。
日元汇率走低与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密切相关。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给日本进口带来压力，导致日本货物贸易逆差在今年1月扩大至2.19万亿日元（约合亿美元），为连续第6个月出现逆差，也是自年1月以来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当时，这一数字达到了2.8万亿日元，若保持当前发展趋势，日本货物贸易逆差很有可能突破历史纪录。
日元的贬值并未增加日本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以日本传统优势的汽车行业为例，日本小汽车出口规模较年同期和疫情前同期相比都出现大幅下降。日元的贬值也让日本的外贸结构被迫适应调整。这体现了金融危机后日本外贸受创复苏困难。
受日元贬值最大影响的是日本的金融市场。日本央行迫于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继续坚持超宽松政策。而美联储选择持续加息，巨大利差导致美元和日元之间套利交易盛行，造成日元难以止跌。国际投资者对日元的预期走低，抛售手中的日元，质疑日本央行是否有能力去面对这一货币金融危机，对日元的不信任在国际金融货币市场增加。
日元贬值的另一影响是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日本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能源领域遭到反噬，影响进口渠道，造成电力、煤气公司上调能源价格，严重打击了日本企业的正常运转。
今年以来，破产的中小企业数量增加，中小企业在面对疫情以及货币贬值引发的成本升高等问题更手足无措。在高物价的环境下，理论上企业应将成本转嫁到服务费用等方面。然而现实情况是，在新冠疫情反复对消费的冲击不断，相当数量的企业因担忧顾客流失，濒危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在帝国数据银行进行的每月“企业价格转嫁动向问卷调查”中，有70.6%的企业“或多或少地转嫁”了成本上升的部分，然而也有18.1%的企业“完全没有实现上涨成本转嫁”。
日本国内物价飞涨，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带来食品制造、纤维行业等制造业和相关产品销售业的赤字。帝国数据银行数据显示，从行业来看，年因日元贬值破产的21家企业中，与食品相关（制造、批发、零售）有6家，居首位。其次为纤维业，共5家。此外还涉及机械器具、家具、建筑等行业。
从负债规模来看，六成以上的破产企业负债不足5亿日元。10月份高物价破产企业中受燃料价格上涨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的行业较多。其中制造业居首位，共12家。其次为零售业、运输通信业、建筑业和批发业。
长此以往，企业因日元贬值负担将持续增加，造成更多的企业破产，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民众的生活负担加重，是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切身影响。从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来看，日元贬值，外汇汇率上升，会引起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国内价格的上涨，进口消费品价格的上升直接带来物价的上涨。
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对一国物价总水平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进口商品在该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比重越高，影响越大。日本央行10月28日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继续坚持现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维持利率水平不变，并大幅上调财年（截至年3月底）的通胀预期。
日元汇率的持续“跳水”，对大多数日本民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据日本总务省数据，9月不含生鲜的食品价格上升4.6%，涨幅约创41年来的新高。
在加薪步伐未能跟上物价上涨的情况下，预计10月食品价格加速上涨。同时，就涨价食品的种类而言，涨价最多的是酒类、饮料，占总涨价商品四成之多；排在第二位的是加工食品，火腿、香肠提价最明显；第三位是调味料。
相比于日本公民，海外劳工近期引发
